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汉语是典型的单音节语言，这与其他语言的多音节是截然不同的。每一个汉字的发音都是单音节，通过不同的单音节组合形成了语句。多音节语言天然的适合用拼音文字来表述，因为记录下声音就完成了记录语言的任务了。这种拼音文字的特点是非常便于学习，只要学会字母表和拼音发音，就可以使用了。
但是作为单音节语言的汉语，想要直接完全的使用拼音，就困难的多了，因为音节少则同音词（字）较多，如果只是记录读音，想要快速的理解其含义是比较慢的，比如我们看一本完全用拼音写成的书，估计大多数人恨不能撞墙。所以，又结合了象形文字，发展成了独特的汉语体系。一个字对应一个发音，反之一个发音可以对应着很多不同含义的文字。
这也就造成了一个问题：众多的汉字中，同音同义、不同音同义、同音不同义等情况错综复杂，如果没有文字，单凭语言，就能够造成很多笑话。讲一个我本身的笑话：有一天去单位车间办公室，技术员见我要去车间办公室，就给我说：“捎报纸回来。”我欣然答应，到了车间办公室拿着报纸就回去了。回去后技术员笑翻了，原来是打印纸没有了，他让我“捎包纸回来”，而我理解成“捎报纸回来”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。而在精通于各种斗争的中国，这种语言特性被充分发挥，于是文字狱这一臭名昭著的专制手段闪亮登场。
早期的文字狱其实很简单，为了彰显统治阶级的崇高地位，避讳顺理成章的出现了。其实秦时，避讳已经形成制度。因秦始皇名政，故改历书"正月"为"端月"；又因其父名子楚，故改地名"楚"为"荆"。避讳可以看出是文字狱的雏形。避讳的起源众说纷纭，夏、周、春秋等时期都已存在避讳的现象。清代赵翼《陔余丛考·避讳》主张避讳习俗始于东周：晋僖侯名司徒，宋武公名司空，鲁献公名具，鲁武公名敖，避讳之风兴起后，造成晋废司徒的官职，宋改司空为司城，鲁
国改掉具、敖二座山名。
为了不和最高领袖的名字冲突，可以废掉官职的名称，可以改掉山水地名。这里的避讳主要是避免和领导、上级、长辈的名字重复，可以看做封建一种尊卑的表现，显示出领袖、长辈的尊严，衬托出臣民、晚辈的卑微。唐宋时期避讳盛行且明清发展到极至。如刘温叟以父讳“岳”，不听丝竹之音;李贺以父讳“晋肃”，不赴进士举。韩愈针对这一现象，作《讳辩》：“父名晋肃，子不得举进士;若父名仁，子不得为人乎!”予以鞭挞。历史上利用避讳也曾闹出过不少笑话，如南宋钱
良臣的儿子每当读经史的时候见到“良臣”二字就改读为“爹爹”。有一天，读《孟子》中有句：“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”，就改读为：“今之所谓爹爹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”本为尊敬，却闹出笑话。
避讳发展到了极致，就成为文字狱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利用文字来罗织罪名打击他人。早期的文字狱还没那么复杂，只要你写对我不利的话，我就收拾你。史上有名的崔杼弑君事件即是如此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：大史书曰，崔杼弑其君，崔子杀之，其弟嗣书，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书，乃舍之，南史氏闻大史尽死，执简以往，闻既书矣，乃还。大意就是：史官太史记载说：“崔杼杀了他的国君。”崔杼就杀死了太史。太史的弟弟毫不动摇，接着写：崔杼弑君，因而兄弟俩都死了。太史还有一个弟弟又这样写，崔杼一看没有办法，饶了这个最小的弟弟。而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，担心有人篡改历史，拿了照样写好了的竹简前去，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，这才回去。
可见古人的确骨气硬的很，他们不会写什么“斯大林是我的亲爷爷”、“毛主席赛过我的亲爷爷”，更不会下山摘桃，指导开罗会议，他们唯一的本职就是：真实记录。只忠实于职责，不苟全于权贵。放眼现在，今人惭愧！
我一直认为，中国有四个时期可以算是思想的高度开放时期，第一就是春秋战国；第二是魏晋；第三是民国；第四是1979年至1989年。
春秋的辉煌遇到了秦始皇嘎然而止，独夫始皇一统天下，于是就想一统思想，听说有很多人引经据典批评自己，于是放了冬天里的一把火，除医药、农业等科技类书籍外，其他思想家学术界的书付之一炬，哼!看你们怎么批评我！可是还有饱学诗书的人凭借记忆坚持批评，干脆有一个杀一个，有一双杀一双，杀的血流成河。于是反对的声音消失了，歌颂的声音蓬勃了。始皇安心了，放言：高高在上，请君看吧，朕之江山美好如画！十五年之后，秦灭，天下杀尽秦族人，自此赢姓灭绝。
文字狱的另一种形式，当推汉武帝的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随着汉朝的建立，经济和文化又开始发展起来。到了武帝时，为巩固中央集权，统一知识界思想，重用儒学大师董仲舒，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，打击了其它思想流派的饿生存空间。开明的政治制度走向专制，活跃的思想被扼杀，发展中的初等级市场也遭破坏。《盐铁论》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，关于盐铁是官营还是放开允许民营，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，是禁锢思想还是允许民间思想与朝廷对话，此事争论剧烈，但最终武帝罢桑弘羊，对盐铁官营。中国错过了一个走向政治开明、学术自由、市场繁荣的机会。
可以看出，文字狱的实质其实就是统一思想，只允许一种思想存在。这种思想必须是迎合统治阶级需求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。所以无论是是不是思想大家，是不是文学巨匠，只要不合乎统治阶级口味的，都会遇到文字狱。我们来看看宋朝著名文学巨匠苏轼的遭遇。
要说苏轼，不能不提到另一位科学巨匠：沈括。此人非同一般，堪称北宋时期的达芬奇。涉猎广泛，对物理学、化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水力学、医学、经济学、军事学、文学等等贡献巨大。简直就是神仙级的人物，特别是他对鼓吹至今的活字印刷术做了详尽的介绍和推广。这位神仙支持王安石变法，不遗余力推动变法。本着朋友的敌人就是敌人的原则，反对变法的苏轼，就成为沈括的敌人。北宋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沈括向宋神宗告密，说苏轼作诗嘲讽时政，贬低
朝廷，隐刺皇帝，大逆不道。诗文如下：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唯有蛰龙知。皇帝本应飞龙在天，居心叵测的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找蛰龙！
恰逢此时苏轼与王安石矛盾激化，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拿着苏轼的《杭州纪事诗》为证据，控其“玩弄朝廷，讥讽国家大事”。左右夹击之下，宋神宗以讽刺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，贬为黄州团练。一场牵扯到苏轼一百多首诗，三十九位亲友的文字狱诞生了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宋神宗还算心慈手软，没有给苏轼扣上“妄议中央大政”的罪名，也没有指控他“破坏政治纪律”，最终只不过是发配黄州，还给了一个小官做。这文字狱虽然轰轰烈烈，却是雷声大雨点小。
宋朝是一个很开放的朝代，重经济轻军事，既然开放，所以文字狱并不盛行，偶有一起也能从轻处罚，而到了专制极权鼎盛的明清，文字狱却来了个180℃的急转弯，不但轰轰烈烈，而且血雨腥风。柏杨先生在《中国人史纲》中说，朱元璋当政时，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“作则垂宪”，北平府学教授奏章上有“仪则天下”，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“建中作则”，三人皆因奏章中的“则”字江南方言发音与“贼”相同，被朱元璋认为这是在讥讽他当过小偷而被处斩；尉氏县学许元奏章上引用千年前的古文“体乾法坤，藻饰太平”，因法坤与“发髡”、“藻饰”与“早失”音近，被朱元璋认为前者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，后者要早失太平而被处斩；印度高僧释来复辞行时谢恩诗中有“殊域及自惭，无德颂陶唐”，同样被朱元璋认为殊就是歹朱，无德是指责明朝没有品德处斩……明朝，在当年明月所著那本影响广泛的书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中，称之为强大、富饶、文明的帝国。但我翻翻明史，每一页里都写满了“杀人”二字，唐宋以来的不杀大臣、不杀谏臣的规则被流氓土匪朱元璋践踏的体无完肤。以至于后人纷纷效仿，朱棣更是创造了诛其十族的记录！
而将专制极权超越明朝的大清，也将文字狱超越明朝作为目标。能征善战的康熙，慈眉善目的乾隆，狡诈能干的雍正，被后人恬不知耻的称为“康雍乾盛世”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盛世都发生了什么。
乾隆17年（1753），江西抚州（时称临川）千总卢鲁生假借大学士孙嘉淦上奏劝弘历停止南游，辞意悲痛，全国流传。卢鲁生磔死，两个儿子处斩，受牵连定罪下狱一千余人；
乾隆19年（1755年）江西上饶（时称广信）内阁学士胡中藻著《坚磨室诗抄》中有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之句，被认为居心不良立即处斩；同年满洲正黄旗人广西巡抚与胡中藻唱和，《塞上吟》称蒙古人为胡儿，被认为诋毁同类，下令自杀；
乾隆42年（1778年）江苏东台人徐述夔遗著《一柱楼诗》中有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、“举杯忽见明天子，且把壶儿挂半边”，被认为是诽谤，徐述夔剖棺剉尸，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处斩；
康熙49年（1711年），安徽桐城人戴名世著《南山集》中引用明末任皇帝朱由榔的年号以及方孝标所著《滇黔记闻》记吴三桂事迹，戴名世寸磔而死，全族屠戮，方孝标虽死但剖棺剉尸，儿孙一律处斩；
雍正3年（1726年）浙江海宁人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，试题中有“维民所止”被认为故意要去雍正的头，査嗣庭被逼自杀，然后剉尸，所有儿孙一律处斩，家属戍边，这位查嗣庭倒是有个后人叫查良庸，就是鼎鼎大名的金庸；
雍正7年（1730年）北京白云观老道咒语中有“天地听我主持，鬼神归我驱使”，雍正大怒，被立即斩首；……
清朝最著名的文字狱莫过于“明史案”：浙江乌程（今吴兴）盲人庄廷拢，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，著写一部史书。但又匮于自己所知不多，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，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。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，不承认清朝的正统，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，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，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。该书定名为《明书》，作为自己的著作。书编成后，庄廷拢死，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。不料有小人敲诈不成，反去
告发，事情越闹越大，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。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，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。庄允城被逮捕上京，后来死于狱中，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。凡作序者、校阅者及刻书、卖书、藏书者均被处死。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，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。
这就是发生在“康雍乾盛世”的血案，在熠熠生辉的“盛世”帽子下面，多少冤魂在挣扎！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、方式不同，但本质却是一致——皆是“热衷于皇权专制”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。
热衷于皇权专制，所以产生了文字狱，这从基本原理来讲还能讲的过去。如果热衷于“民主”，也产生文字狱，那将会如何呢？
1949年，众多知识分子在“建设自由、民主的新中国”的号召下，众多知识界人士面对“民主”的诱惑力，献言献策，到了1957年4月30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，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，请他们积极提意见，帮助共产党整风。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，
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，向共产党提意见以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为原则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于是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。
现在来看，这招“引蛇出洞”用的出神入化！
到了1957年6月8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》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这是为什么》社论，整风风向为之一变，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。由于中共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，又采取了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的错误方法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，把大批知识分子、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人数达55万余人。
以上是百度的资料，实际数目大家可以翻出去查找。而右派的悲惨生活不用多说，读一读《夹边沟记事》可以一窥究竟。
不要以为反右就结束了，这只是开始，看看那个年代的历史，文字狱充斥着整个历史进程，直至现在。
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过一个故事：有一位老师，让学生帮他洗衣服，顺便说了一句：把领子和袖子好好洗洗，于是讽刺“洗洗领袖”，打成现行反革命。
虽然这是听说，但真实的现实比这悲惨得多。储安平、黄宗羲、林昭、遇罗克......无数的人用生命验证了“专政”的含义。
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出，所谓“专政”只不过是皇权的另一个代号而已。侵犯到了领袖的权力，还不如侵犯了皇帝的权力。皇帝只不过牵连十族，领袖毁灭了整个知识界。至于八九以后，不能用“文字狱”这么张扬刺耳的名词，换成一个温文儒雅的名词“敏感词”。
当牵扯到敏感词，所有的文字都成为呈堂证供，几条微博就可以入狱，几段讲话就能够山巅。文字狱”本身成为文字狱，呵呵......文章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，因为再写下去，文字狱就在向我招手......
两年后，本人因不可描述的原因被不可描述的入狱两年.....
此貼由valen重新編輯：2026-10-10 11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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